祈德河的博客

邓颖超日记启封：周恩来临终忏悔[新华文摘]

200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30周年。中央党校、中央理论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曾召开"周恩来思想研讨会"，开了四个下午。会上首次公开了邓颖超日记档案、周恩来病危期间与邓小平、叶剑英的谈话档案。这一切，可以从邓颖超日记中得到印证。

关于邓颖超日记

1976年10月，邓颖超就自己的日记，向中央政治局请示："如何处理有关资料档案？"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告知邓颖超："现在工作繁多，也很复杂，还是你保管好。"

1981 年7月2日，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后，邓颖超又提出有关资料问题。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邓颖超说："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员都看过，还是由你保存比较合适，考虑到多个方面：党内团结、党的形象、毛主席功过七三开评价、人民对总理热爱等方面。"直至邓颖超逝世后，她的日记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属下的机要局保管。

2004年3月，中共对邓颖超日记作了启封，有限范围作党史研讨，不作政治结论。

周恩来病危期间，毛泽东拒往探视

1975年1月24日，周恩来病情恶化住院，直至1976年1月8日逝世。在这一年中，中央医疗小组先后在5月7日、7月11日、9月25日、11月12日、次年1月5日发出五次病危通知。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叶剑英、陈锡联提出："主席能否安排到医院探望一下周恩来？"毛泽东迟疑一下说："我可不是大夫。"

1975年9月28日，在第三次发出周恩来病危通知后，叶剑英、李德生、朱德、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韦国清等联署上书毛泽东："盼毛主席能到医院看望自己五十年的战友。"毛泽东委托毛远新传话："我从不勉强别人，也不希望别人来勉强自己。"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2日，中央政治局请示毛泽东的意见："主席是否出席追悼会，是否由邓小平致悼词？"毛泽东口述指示："不要唯心，也不要勉强"，"邓致悼词恰当"。

病危期间周对邓颖超嘱咐"三不要"

以下是邓颖超~日记中，有关周恩来病危期间与邓颖超谈话的部分摘录：

1975年5月10日："小超，我百思不解的是：斗争没完没了地搞下去，马克思哲学是一部斗争哲学吗？斗谁，和谁斗？""怎么会造成今天的局面？"
1975年9月12日："我快走了，快了。走后，一不要过问政治；二不要留在中南海；三不要留在北京，回老家养病、休息。记住，记住了，我也可放下些心。"

"这还叫人民作主的共和国？"

1975 年10月3日："我常在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我坚信马克思主义道路，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奋斗理想的目标。建国二十六年了，政治斗争一个接一个，这样下去，把国家带到灾难境地，这还叫社会主义社会，还叫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我的一生还留著书生气、失望走向归宿。"

周恩来道出遵义会议的真相

1975 年11月15日："我想在生命最后时期，还是要自我反思、检讨、澄清若干事件。尽管是晚了，但总不能让其错、假继续下去。历史谁也篡改不了。1935年1 月，遵义会议上，是确立了张闻天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要把歪曲的历史更正过来，好在当年参加会议的同志还在。"

周后悔给毛抬轿子

1975 年11月17日："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出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会议，有通过决议：得票最高者为主席团主席。刘少奇最高，朱德第二，毛泽东是第四。但是在内部由我提议：主席还是由毛泽东来担任。朱老总是很反感的。我又一次做了唯心的政治上错误的抉择。"

周成全了毛的终身领袖地位

1975 年11月19日："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工作会议（编者按：即七千人会议）。会上总结人祸带来灾难的教训，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会上有不少同志提出：主席退下。在二月十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表示：愿服从会议决定，辞去主席退下，搞社会调查。朱老总、陈云、小平表态：欢迎毛泽东辞去主席。是我坚持：主席暂退二线，主席还是主席。"

1975年11月22日："1956年9月29日，中共八届全会后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二项决议：党的主席规定连任一届；要限制领导人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党内要体现民主集中制。是林伯渠、罗荣桓、彭真提议的。十七名政治局委员，十五名赞成，惟有二人弃权（毛泽东、林彪）。决议都给个人意志废了，我们也有责任和罪过。"

周对毛泽东路线的质疑和否定

1975年12月3日："一场政治疾风暴雨要降临，还要斗，斗到何日何时方休呢？共产党哲学是一部斗争哲学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靠斗争能建成的吗？"

1975年12月28日："国家很不幸，建国26年，还有6亿人口饭也吃不饱，只会高歌共产党、颂扬领袖，这是共产党败笔。"

周对1976年元旦社论的反应

1976年1月1日：“不许放屁，内外树敌，国家正陷于经济危机。谁主沉浮？人民，醒悟了的人民。”


1976年1月2日“记住：不留骨灰，不建墓碑，要远离中南海。”

我的心更没死！－－“六四”前后我和曾庆红、江泽民的接触

20 年了，我对“六四”几乎没说过一句话，再不说，有点憋；可真要说，又说不出什么惊天动地或感人肺腑的事情，因为整个“六四”期间，我不在举世瞩目的北京，我在上海。上海虽然也有示威，有游行，有绝食，但没开枪，没坦克，没屠杀。北京是震中，是飓风口，是火山顶。上海在这一风波中的险情、影响、后果，都无法和北京相比。况且我不是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只是游行队伍中的随行人，甚至我对游行也并不热衷。由于风云际会，恰逢机遇，让我在“六四”前后能够和当时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曾庆红、江泽民有所接触，有所对话。这也并非重大国家机密，即便机密，20年过去，也可以解密了。如今披露出来，但愿能为这段历史增补数行笔墨。

一、曾庆红和新权威主义

1989年初，时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我，因工作烦恼和忧国忧民，写信给上海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希望见面一谈。信上说∶“你能听听我这个基层干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许对你指导全面工作有好处。”口气不小，如能在信中补上一句“我也会从你的交谈中获得教益”，就好多了。但我这人心直口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写信亦如此，笔不停缀，文不加点，就匆忙寄出。1月16日下午3时，曾叫秘书来电话，请我去他在康平路的市委办公室。

我1月19日下午4时的日记∶

“星期一（1月 16日）……我在曾的办公室谈了两个小时，我几次要走，他都说再谈谈。我主要谈我在信中所说的三个问题∶1、为什么各个单位人际关系那么紧张，2、为什么有些政策不错，可执行起来那么难？3、为什么改革开放后，人们获得了不少利益，可还是骂娘？他也谈了不少，近似聊天。”

日记是简略的，记下的也许并不重要，而日后才显现其重要性的事情反倒没记。比如，那天我和曾讨论过1989年的形势，意见不一，现补充如下。

我说∶“凡经济上出问题，隔年政治上总要出事。华国锋在五届人大提出‘大干快上’、‘特大跃进’，致使1979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造成很大损失。第二年， 1980年，以‘两个凡是’为口实，华国锋就辞职下台了。1985年，从不涨价的中国市场第一次出现涨价。那时我还抽烟，‘飞马’本来2角8，一下子涨到 3角2，火柴和肥皂也涨，造成供应紧张，人心波动。第二年，1986年，胡耀邦便在中国的第一次学潮中下台了。去年，1988年，‘物价闯关’，导致价格飙升，百姓恐慌，物资短缺，到处哄抢。我当时在澳大利亚，妻子来电告诉我，银行出现挤兑，不得不暂停营业。这是中国从未有过的经济动荡。”

曾说∶“今年因此就会出事？”

我说∶“可能吧，因为老百姓连这样的歌都唱了∶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没有钞票。/反动派，没打倒。/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全国人民要大团结（“大团结”是当时100元人民币的图案），掀起了吃喝玩乐的性高潮、性高潮！”

曾说∶“如今党风民气是有问题，但并非像这首歌或者像传说的那么糟。我们的新闻界也不应该将人民的注意力硬转到社会的这些和其他某些敏感的问题上去。今年会不会出事？我认为自由多一些，民主要慎重，就不会出事。新加坡不就是这样吗？社会和政治很稳定。”

当时新权威主义思潮正风靡一时，并得到官方的青睐。从曾的“民主要慎重”一语以及他对新加坡经验的肯定，可以得知曾以及与他类似的高干们日后对“六四”民主运动的基本态度。

二、江泽民召开上海知识分子座谈会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很快就引发了震惊全国和世界的大学潮，全国各地的高校学生和知识分子以及普通市民相继游行示威。上海市委还因为《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激起轩然大波，难以自拔。

我5月17日下午2时的日记∶

“5 月16日下午2时，在康平路市委会议室召开上海部分知识分子座谈会，出席者有江泽民、曾庆红、吴邦国、陈至立、黄佐临、张瑞芳、苏步青、夏其言、邓伟志、宗福先、王沪宁等三、四十人，其中有些人，我不认识。我也在会上发了言，表示支持学生运动，认为学生运动起到了人大、政协应该起而没起到的作用。”

日记过于简略，补充如下∶

会议一开始，江泽民便说北京和上海的形势非常严峻，他做为市委书记，压力甚大，以致精神不济。说着说着，他突然冒出一句话，说他最近有神经病，而且说了两三遍，听得我们莫名惊诧。我想，他可能是想说他精神方面有点毛病，或者是想说他有“精神病”；而“神经病”一词在江浙沪地区意同“疯子”，他肯定是用词不当，说错了。

更不可思议的是，江泽民说到学潮以来，他进退两难，举棋不定，就用上海话作一譬方，他说他像乌龟（上海话念“乌巨”）一样，头伸出来一刀，头缩进去一刀。这显然不伦不类，比喻失当；男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说自己是乌龟的！

之所以如此，想必是江近日以来，疲劳过度，意乱心慌，以致慌不择言，辞不达意。否则像江这样口才甚好也极爱表达的人，不至于有如此语病和口误。语言是内心的外化，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江的内心纷扰，如热锅之蚁。

这次座谈会，给我的强烈感觉是为了解决《导报》问题。

江说∶“最近以来上海所发生的事，游行呀，示威呀，静坐呀，绝食呀，北京、全国各地都有，上海唯一的‘土特产’，就是《导报》问题。市委对钦本立同志的处理仅仅是停职，不是免职嘛。停职，还可以复职嘛。有人希望市委主动找个台阶下一下，我们也希望呀，但是双方面都要下台阶才行呀，一方下了，一方顶着，也不能解决问题嘛。”

江当时对解决《导报》问题确有诚意，也非常急切。这和来自中央的压力有关。此前江去北京找过赵紫阳请示办法，赵没见，鲍同见了。鲍传达赵的意见，说“解铃还需系铃人”，于是江返沪之后不得不急忙“解铃”。

还有一细节很能表现江的意愿和焦虑，当记协主席夏其言提到他是钦本立的入党介绍人时，江便立即离位，和夏并坐，低声交谈，明显感到是他在向夏求援，希望夏帮助说服钦解决《导报》问题。

我的发言有两点，一是说∶“年初我对曾书记说过，今年要出事，不幸而言中，果然出大事。我支持学生运动，但素不爱游行，君子动口不动手，也不要动腿；游行要动腿，走那么长的路，很累。更不主张绝食，怕出事，会死人。每一个生命都很宝贵，尤其是青年人的生命。都是共产党，应该好商量。”

第二，我说∶“现在的领导干部，一是有委屈情绪，工作很辛苦，成绩也不小，怎么学生还要游行？想不通。这个问题我也和曾庆红同志探讨过。当人们的温饱基本解决之后，‘需要层次’便直线上升，要求尊重、要求自我实现。不满和骂娘，都是为了社会的更大进步。二是领导干部不习惯民主，喜欢自己的一言九鼎，不喜欢人家的七嘴八舌。”

我发言中还举了江1987年在上海交大处理学潮之事为例。那次他以一个学生运动的前辈来开导大家，起先还很受听，当江用英语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时，有点炫示，发音也欠准，被台下一个学生“嘘”了几声，江便“尊容失色”，指着台下质问∶“谁？你上来，上来！”没想到该生堂而皇之地上来了。江连声问，“你叫什么名字！”该生也坦然回答，反而使江下不了台。

我对江说∶“起先你很潇洒，后来你失态了，表现的不是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是一个父母官的架势。什么原因？就是不习惯民主。”

江对我的话非但不以为忤，反倒说∶“还是你们作家懂得人心，看得准。”出我意外。

三、5月18号我的三点建议

我5月19日上午八时的日记∶

“前天（5.17）晚上，智红（我女儿）从学校来电话，说‘上戏’将在18日上午游行，问我去不去。她希望我去。

“18号一早，6时5分起床，匆匆离开程桥宾馆，乘坐57路公交车。30分钟后，便到‘上戏’。来到女生宿舍楼下，红儿迎了出来。她说，游行8时半出发。时间还早，我于是回家，泡了杯茶，想喝足了，再去游行。”

在家中喝茶时，我考虑到江急切想解决《导报》问题的愿望，又考虑到学潮以来江和朱**基一直未在媒体露面所引起的疑惑和猜测，使我大发“忧国忧民”之心，便打了个电话给曾庆红。曾的秘书说曾还未起床，我说那就算了。我想这几日曾和江一样，难得安眠，我这么早打电话给他，实在妨碍他的休息。秘书问我是谁，我说沙叶新。他连忙说，你等等。稍顷，曾来接电话。我向他提出三点建议，我同天日记有记录∶

“1、市委迅速发出《告全市人民书》，声明学生游行是爱国民主运动，并希望全体市民支持学生，同时也劝慰学生不要绝食。

“2、市委迅速对钦本立事件有个态度，可以主动下台阶，比如市委可以说对《导报》的处理‘操之过急’，如果钦不满意，市委还可以再下一台阶，说‘处理欠妥’。如果钦仍不满意，那我可找一些能够和钦说上话的人做做工作。如果问题解决了，就请钦在电视台发表一个讲话，劝同学不要绝食。

“3、请江泽民同志迅速出面，接见绝食的学生。”

“我对曾说，要做到以上三点，市委就别怕和中央不一致，要有独立行动。

“曾说，问题不是如此简单，而且这三点很难做到，至少是来不及了。但我一定在今天上午的常委会上，转达你的三点建议。”

虽然我的“书生之见”未被采纳，有些怅然，但曾没有敷衍我，没有打官腔，对我说了实话。我喜欢这样。

打完电话我就去上戏参加游行，更多的是为了保护女儿，怕她出事。

四、“六四”后我带了三天黑纱

我6月5日上午7时15分的日记∶

“北京在流血。我震惊、哀痛、哭泣……

“我太书生气，以为政府不会下令枪杀百姓，他们居然就如此做了，这个政府罪该万死！

“昨天凌晨和上午，都看到华东师大的学生、研究生在主要街道阻止交通，宣传北京的事实真相，我真为他们的勇气感动。

“我想今日上午带黑纱，表示我对死难者的哀悼。”

我6月6日上午8时的日记∶

“昨日上海全市交通阻塞，因上海各高校学生上街，设路障，破坏轮胎。这是40年来所没有。

“为了哀悼死难学生，昨日（5日）上班时我佩戴了黑纱。到剧院后，人问谁死了，我说北京的一个老同学死了，当然大家心中都知道我的黑纱是为谁而戴。”

当时北京已经给学潮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不久中央电视台24小时连续播放通缉令和到处抓人的消息，全国一片恐怖。此时此刻，我为死难学生戴黑纱，无疑是在撞枪口。

我妻子大吃一惊，她本以为我只是在家戴黑纱，但她看见我还要戴着去上班，便一把抓住我∶“你不要命了！”我说∶“是不要了！”她说∶“你不要命，那我呢？孩子们呢？你给我把黑纱拿掉！”我不肯，她说∶“我求求你，你就在家里戴算了。”我说∶“不，我要去单位戴，我还要上街戴！”她更加吃惊，但又无法阻拦我。我说∶“虽然我不太主张游行，但坚决反对开枪；他们在大街公开杀人，我就要在大街公开戴黑纱，否则我对不起死难的学生。”

晚上下班之后，妻子看我平安回来，总算松了口气，没想到，我第二天还要戴黑纱，她说∶“你还没戴够？非要戴出事来呀！”我说∶“死了那么多学生是国丧，我要独自悼念三天！”这样我就戴了三天黑纱。

为戴黑纱，很多人为我担心，说∶“北京那么大的示威都已结束，你怎么还在上海单独示威！”还有人见到问∶“你怎么还没抓起来？你要多保重呀！”我当时确有“烈士心态”，真想和死难学生同生死，否则好像太不公平，为什么学生死了，我没死？

我6月27日晨7时我的日记∶

“据传又要通缉知识分子17人，有严、苏等人。人们也在担心我。我想退党，YW劝我此时不宜有动作，只能沉默。

“近来我常常想到死，毫不畏惧，甚至盼望它早点到来。我只是不愿老死、病死。希望死得有价值，死得其所，死得潇洒，死得给活着的人有力量。”

没想到，从那时起，我又活了20年；但不是苟活，而是复活！六四的枪声让我抛弃幻想，学生的死难让我彻底觉醒。我已经是一个更新了的我！

五、江泽民“衣锦还沪”，再次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

我8月6日上午9时的日记∶

“前天，8月4日，一早醒来，准备上午在知识分子座谈会的发言，打了个腹稿。8时20分在宣传部门口集合，集体上车，去桂林路的国际教育交流中心。到会者约有 300人，分系统坐，有科技、教卫、宣传等系统。文艺界的有黄佐临、张骏祥、张瑞芳、白杨、谢晋等，还有一些中青年演员，如言兴朋、梁谷音、岳美**、刘异龙、王芝泉……

在“六四”硝烟尚未完全散去，出席由上任才一个多月的总书记召开的座谈会，其出席人员名单当然要严格审查，居然我这戴黑纱者也被邀请，实出我意外。我的座位离江等领导不远，面对面。朱**基和曾庆红临座，我能听见他们的交谈。朱在看一份出席者名单，低声问曾，谁是沙叶新，曾向我指了指。这使我想起我之所以能“漏网”出席，很可能是我5月18日晨向曾提出三点建议给曾留下了好印象，让他认为我在危难之际，能急市委所急，想市委所想；这名单当然也一定是曾最后拟定或批准的。

“……9时，江泽民出场，市委主要成员朱**基、吴邦国、曾庆红、刘振元、陈至立、毛经权等也随之而入。江做了个开场白，然后请大家说。最有意思的是老科学家WYL的表态发言，写好了稿子照着念，词句全部是报纸上的，令人可笑，也可哀。江等领导似乎对这类表态不感兴趣。谢晋的发言虽然实在，但太长，且重复。王沪宁发言有条理，有限度地提出一些问题。如说他有篇文章原准备发的，但‘六四’之后不给发了。江说，你拿来我看看。有一教师讲到师范生和教师的待遇之低，令人同情。一位搞经济的说到经济失误的原因，他主张还是应该以计划经济为主。

“江最后发言，给人感觉是解释性的，安抚性的。他着重谈了天安门事件和国际的大背景等等，但说服力不强。只是有一点值得注意，他说今后游行示威要讲民主，也要讲法律，国家也要有应对此类问题的正常手段……

什么是正常手段？在天安门所采取的手段是正常的吗？江没说。但他说到，当时确实没有经验，也没有橡皮子弹。他还说当初让他去北京，他毫无思想准备，也不知他去干什么，只通知他马上来，还说北京很乱，要他化装，还要化名，身份是画家。但化名他记不得了，只记得姓李，叫李什么，正江在回忆时，白杨突然提醒道∶ “李可染！”大家一愣，李可染就在北京，不可能用此化名。以上算作是当天会议的“花絮”吧。

“……我未发言，因为没时间。但我很想将自己的看法写信给江。我有些意见极不合时宜，但必须讲。”

我以后并没给江写信，因为此时做为总书记的江，和当时做为市委书记的江已经不一样了，已是这场风波的最大得益者了。那时他很希望妥善解决《导报》问题，此时他软禁了钦本立，还抓了张伟国。人是会变的。

一些当时支持学生运动的人也在变，或忏悔、或效忠、或告密、或下石。也有极个毕的人想在我戴黑纱一事上做点文章，要整我。但也有另外一些人，同情我、支持我、保护我。就在这次座谈会的第二天，我所在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贴出了一张喜报，大意说∶“八月四日，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上海接见了我院院长沙叶新同志，特此通告。”这是我院的党总支书记的有意安排，为的是借助钟馗打伥鬼。虽然通告有些夸大其词，虚张声势，但还真起到了震摄作用，让伥鬼噤声。我真的感激这位总支书记的心意，在那凄风苦雨的日子里，在我甚至想到死的哈姆雷特式的徊徨中，能得到这样的呵护，这样的温暖，让我至今难以忘怀。因此我在任何鹅候都深信∶人心没死，我的心更没死！

2009年6月2日 上海善作剧楼

（原载《动向》杂志2009年6月号）

这是魏京生发在万维天下论坛的文章（原题：怀念我的父亲魏梓林）。 
 
当你忙于一些重大事务的时候，会把生活中的一些其它事情忽略掉。直到稍有闲暇或受到某种启示，才会突然想起这些并非不重要的“其它事情”来。前几天办事遇到一个陌生人提起“父亲节”，我才想起刚刚去世的父亲，心中突然有一股酸酸的感觉，深感对不起他老人家。

我和父亲的关系从来不好，这里面有我的原因也有他的原因。我是个天生就很淘气、满脑子各种鬼主意的孩子。刚满月还不能用手，我就用嘴去咬大人天天要去播弄的收音机开关，挨了电打从桌子上摔下来，把大人折腾得不轻。四岁时我率领小伙伴们上山冒险，摔得头破血流，现在眉毛上还留着伤疤。再大一点儿就更不得了了，飞檐走壁，打抱不平，以为自己是天下一大侠，大院管理处和警卫连每周都上门告状。偶尔碰到儿时玩伴，我还常常提起当年的“英雄壮举”，犹如昨日般记忆犹新。

从小学四、五年级开始，我又添了新毛病：上课老是看小说，上了瘾一样。快要考中学的时候，我的测验成绩差得全班倒数。班主任董老师终于不能忍耐，到家里告了一状。我父亲平时很少和我们说话，这次他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说：“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在考试前的一个月里完成董老师给你安排的所有补习作业。如果你考不上中学，以后这个家里就没有你的房间，也没有你的饭！”因为他从来就很严肃认真，我不得不乖乖读书。结果考上了北京最好的学校，但也从此恨上了这个不通人情的老古董。小孩子当然认为读书没什么重要的，看小说不也是读书吗？

中学的三年，我们的矛盾更加剧烈了。星期天回家，我们家的饭桌常常成为辩论会场。小孩子读书多了就变得精灵古怪，常常气得父亲摔下筷子回屋抽烟去。这时我妈妈就成了我们之间的调停人。由于我是个主意特别大的男孩或男人，所以这种状态持续了几十年。直到1993年我蹲了15年监狱回到家里时，才第一次受到他的表扬。在这之前，甚至在我作文得了北京市第二名的时候（第一名后来成了名作家，叫柯云路），他脸上也不动声色，若无其事的样子。只有我妈妈高兴地加做了几个菜。我因此更觉得父亲是个无法理解的怪人。直到我后来回老家安徽巢县魏家坝镇上山下乡的时候，才从乡亲们口中得知，父亲13岁时被发现是个过目不忘的神童，因此有了机会读书；19岁就已经在师范学院当教授了。和神童相比，我那一点点成绩的确没什么可骄傲的。我父亲七、八十岁了，还能每天向我弟妹详细复述美国之音讲了什么，BBC讲了什么，自由亚洲讲了什么，法广的谁谁讲了什么。这方面我从来都赢不了他。

当时的安徽只有一个师范学院，集中了一大批江南才子。因为受到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这些人全都被人类最美好的理想所吸引，在抗日战争前后纷纷加入了共产党，成为新四军干部来源之一，并且大都得到了重用。战争年代拍马屁是不吃香的，人们自然而然就会唯才是用，就像和平年代做生意一样。我父亲由于才能卓著，30岁就已经是正军级干部了。49年中共将要打进北京时，他被调到中共军委担任航空系统军事接管小组长，成为组建中国民航和空军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当时他和毛泽东是邻居，并且被毛泽东推荐为毛岸英的古文和历史业余教师，直到进城以后才停止教授。现在有人说，中共老一代干部都是土八路，所以胡作非为；如今都是有大学文凭的，所以有希望了。以我的亲身观察，他们说话的前提就是错的。

在民航时发生了一件大事，那是我父亲一生中最重要的挫折，但也是他最受人尊敬的事件。当时正值三反五反，民航局被告发有十万银元账目不清。过去军队的财务管理非常简单，进城后有很多干部亲属需要安置，这些都由处、科级干部批个条子就开支了。但中共一搞运动就有指标，为了指标就常常不讲理。负责运动的一方（中央组织部）硬说十万元按制度需要局领导签字，否则就按贪污挪用公款处理。当时就抓了八名处级军官，拉到刑场上准备枪毙。我父亲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检讨，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那八人因此免于一死，而我父亲却落得个开除党籍、解除公职的处分。如果没有我父亲的举动，人们今天就不会只说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案了。因为这八个人全是老红军，55年评军衔时都是少将中将。

但是人才总有人要。当时中共政权初建，各方都缺乏人才。所以吴法宪很快就把我父亲招揽到空军，让他担任组织动员部长，这相当于现在的党系统组织部，加上军队系统的干部部和军务部合二为一的部门。但是我父亲象很多老共产党人一样，把民主、自由和国家利益看得太认真了，不知道共产党一执政就变了形势。在一次空军高层会议上，为了和苏联合作的问题，父亲与留苏派的司令员刘亚楼发生了冲突。他条分缕析，摆事实讲道理，硬是逼得刘亚楼认了错。虽然按他的原则写出的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但父亲从此也得罪了心胸不那么宽阔的司令员。随后刘亚楼找了些理由，比如不穿军服上班，不系风纪扣等等，把他连降好几级，一直降到科长。父亲还不服气，要和刘亚楼拼到底。年轻气盛如此，看来非要碰到南墙才回头，是个不得好死的种。幸亏有吴法宪从中调和事情才有缓解。吴让父亲去苏联民航局当副局长，父亲舍不得老婆孩子，让他去西北空军当司令员，他又舍不得刘亚楼。他这人心太重，仇人和亲人都舍不得，这样的人在那种时代能活下来，也算个奇迹吧。我父亲对吴法宪的评价不同于一般人，他认为吴的确是个能在同事之间起平衡作用的人。遗憾的是，前几年空军老干部投票评选，吴当选为空军最没骨气的老干部，理由是他在法庭上表现不好。而我父亲当选为最有骨气的老干部，理由是上述的两件壮举。大家说父亲有中国传统的侠义和敢直言的作风。

在此以后的岁月里，父亲还为中国走出封闭困境做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他利用和外交部领导层的老关系，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走出国门经营的公司——中建公司。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打了头一炮。我进监狱后，包括江泽民在内的各部委外事局领导，都曾在他的办公室里工作学习半年。回去后陆续组建了各部委的对外公司，这是中国的工商业走出国门的开始，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小小的序曲。随之，受我的牵连，他还没有到退休年龄就离休了。离休后父亲天天在家“偷听敌台”，喝酒骂现在的贪官污吏如何祸国殃民。六四屠杀使他和他那一代许多老共产党人发现，他们的路走错了，我这样的人倒是继承了他们理想的人。所以我从监狱出来以后，平生第一次受到了他的表扬。我已经记不起为了什么事情了。

父亲一生给我的印象大多是如上说述的政治生活，很少有小市民家温情脉脉的所谓“感情生活”。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有了这些就没有了那些。虽然父亲很少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但我还是看得出来，他非常爱我们，爱到有时会影响他的判断。在我进监狱之后的某一天，有个朋友向他传了个话，说画家黄胄在酒桌上向几个朋友说我的坏话。父亲听了立即吹胡子瞪眼，从此不和黄胄来往。人家几次打电话要来看望他，他都说没时间。他一个退休老头儿，怎么会没时间呢？是心里有气，心太重了。因为我们两家的关系历来极好，我常去黄家，他们也不拿我当客人。我父亲自然认为黄说我坏话就是撒谎，不够朋友。但是第一，是真是假你也得容人家解释之后才好认定呢。第二，在邓家天下之下，人家也不能得罪邓某，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对特定的对象说了几句随大流的话，不为大过。我在监狱里天天听人家说我坏话，我都不在乎，因为我知道人人心里都有杆秤，这年头儿说的不一定是想的，想的也不一定就是说的，何必认真呢！但是父亲就是这么一种个性，他爱憎分明，像眼睛里容不得沙子一样。人们敬他是为了这个，他自己吃亏也是因为这个。93年我在家的时候，曾试图开导开导他，但他不听，脖子一扭头一扬：免谈！我在心里感慨，共产党胜就胜在当年有这么一批正人君子，如今败也败在没有了这么一批正人君子。

父亲和我妈妈那一代人是这么一种人：爱什么憎什么都会达到忘我的境界。到父亲快死的前三天，他躺在病床上还在电话里笑着对我弟弟妹妹说：“没事，我没事，你们不用担心，好好做自己的事去。”我明白他这是不想动摇我们的军心。因为我们一帮人正在日内瓦联合国大厦里，为提高中国老百姓的人权保障，和中共的贪官污吏，以及成百万美元的贿赂进行战斗——就是那场那些人打了一辈子没打赢的战斗。

现在一些人可能会认为，我父亲他们这一代人和我们这一代人都很傻，不会生活。自找了那么多挫折、坎坷和灾难，总之，瞎忙活了一辈子，没有过上什么好日子。但这是探索者的生活，有声有色，有喜有悲，跌跎起伏，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探索者的生活就是为芸芸众生的好日子找路开路。即使万一找错了，但不能说不该找路。所以还得继续找。

仅以此文告慰我那在天的父母。

魏京生 2004年6月30日

　　最近，国家统计局为了给中共30年“辉煌”神话背书，发表一系列宏观经济数据，并且宣扬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似乎今日中國真的是一派繁荣景象：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249530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在世界上的排名，由1978年居第10位，上升为第4位。2008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3061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4%. 2007年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4.8%，2008年上半年上涨7.9%，其中6月份比去年同期上涨7.1%，7月份只上涨6.3%，通货膨胀态势在趋缓。据此，主流官媒一致宣称，从2003年至2007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是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由此来证明由30年改革“辉煌”导因的业绩。本文为还原历史真相，就用真实的荧屏透视一下这30年“辉煌”背后的沉重代价和深重阴影。

　　（一）生态破坏、环境污染

　　中國“改革开放”30年来，官方一直贯彻鄧小平“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经济高增长模式，走着一条长期靠透资国力，断子孙饭的，以输出生态资源的高消耗、高成本，高环境破坏为代价，来维持的粗放型、掠夺性的自杀式经济增长模式的道路。就在前年德国举行的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國家领导人对话会上，正当国际社会对中國经济发展模式提出质疑的同时，中國无锡太湖爆发了由“蓝藻”事件引发的水源危机与人心恐慌，并由此敲响了中國经济高增长模式的警钟。30年来，中國长江呈现污染不断加剧的态势，上游、中游、下游的城市，由“发展就是硬道理”导致的化工、造纸、冶金等重污染企业蜂拥而上，长江污染加剧的报告以及周边城市老百姓的反映接连不断。其实，受到水资源污染的又何只太湖？五大淡水湖的其它四湖鄱阳湖、洞庭湖、洪泽湖、巢湖的污染也都已经非常严重，山东的微山湖基本已经废了，云南的滇池也都臭了……而在海河流域，更无原始意义上的水质，如今那里流动的多是污垢。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靠用水库蓄水，济南泉水几经干竭，青岛人喝的却是黄河水，河北的广大中小城市和农村靠的则是深层地下水，而这种地下水的补充非常困难，目前已经严重超采，人们喝的已是子孙的水了。发达国家在上百年逐步出现、分阶段解决的环境问题，而在我国30年改革“辉煌”如此短暂时间内进行掠夺式发展，就导致环境危机连连爆发。近些年来，中國的工业化进程可谓突飞猛进。此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01年，中國石油消费量增长100％，天然气增长92％，钢增长143％，铜增长189％，铝增长 380％，锌增长311％，十种有色金属增长276％。这样的消耗速度，迅速耗尽了国内的资源。中國人口占世界21％，但石油储量仅占世界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铝土矿不足2％。到今天，我们已经不可能靠国内资源来支撑今后的发展。从消费总量看，到2010年，我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57％，铁矿石将达到57％，铜将达到70％，铝将达80％。如此“发展就是硬道理”之“辉煌”所导致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已达触目惊心的地步：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草场退化、森林资源危机、水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减少等。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267.4万多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9％，而且每年仍在增加1万多平方公里；我国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我国目前的废水排放总量为439.5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我国七大江河水系，劣五类水质占40.9％，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我国600多座城市中有 400多座供水不足，其中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我国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927万吨，烟尘排放量为1013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为941万吨，人民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根据《中國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透露的数字，1994年中國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40.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2004年则达到了6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10年间中國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增长了20亿吨，年均增长率约为4%.而另有资料显示，我国1/3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 2/5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有人计算，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15%.而根据世界银行按照目前发展趋势所做的预计，2020年中國仅燃煤污染一项导致的疾病，需付出的经济代价就高达3900亿美元，占当前国内生产总值的13％。其实，中共这30年以牺牲生态、环境、资源为代价的所谓“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就是试图借高经济增长，来维护道义上已无法自圆其说的制度合法性。

　　（二）国资流失、工人失业

　　中國30年改革，的确给经济带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国民总收人为例，30年来，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到2007年的251481.2亿元，翻了巨大的69倍。然而，中國的工人階級却并没有分享到改革成果。国家统计，2006年全国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是21010元，而中小国企职工最高的也根本拿不到这个数，实际能拿到10000元的都非常少，特别商业国企职工年工资能收入有6000元就了不起了，受挫最重的商企，足有三分之二的职工下岗，工资大打折扣，如果把这批职工计算进去，年平均工资达不到2000元。而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大肆非正常流失到少数权贵、贪商腰包里，全国人大代表金志国曾经指出，“国有资产每天流失一个亿”。如此同时，大批工人失业、下岗，无产者沦为无饭者。而那些尚在岗的工人们，却要受改制后新生企业主的盘剥，工资低得难以为继。国有企业改为股份制后，企业经营者不仅持有股份，并实行年薪制，年薪所得高于普通职工的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由此可见，他们才是改革的受益者。目前，中國劳工群体同分散在全国各地农村中的广大农民一样，都处于当今社会最底层，饱受来自社会腐败，贪官污吏，杂捐苛税的贪婪性掠夺。面对自己随时有可能失去“饭碗”的生存威胁，他们与全国大多数劳动民众一样，亲身见证着执政者拒绝“政治改革”条件下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政策所导致的社会不公。现在公务员的工资是普通工人的4.5倍，政府还要假借各种名义给公务员不断涨工资，实行阳光计划后，他们又补贴了1万元多，而产业工人工资5年才涨了几十元。这是何等的社会不公啊！原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实在《谈当前中國工人階級状况》中说：“1998年以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达2700万人。此外，还有停产、半停产企业职工实际上失去劳动岗位，有些企业还搞了内退、终止劳动合同、有偿买断工龄。能够就业或再就业的却逐年减少。”日前，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有关负责人透露，全国今年上半年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纺织行业中小企业倒闭超过1万多家，有2/3的纺织企业面临重整，导致超过2000万工人解聘。伴随着大量企业倒闭、停产、缩产，沿海地区以生态链条形式存在的产业群落也因此面临断裂的威胁，这将导致更大规模的企业倒闭，失业大军进一步扩大，弱势群体生活将进一步恶化。

　　（三）疯狂圈地、农民失田

　　中國30年“辉煌”改革以来，兴起了3波近似疯狂的圈地浪潮，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开发区、工业园，大学城等侵蚀了面积惊人的土地。而房地产业的贪婪性圈地运动，则更充满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掠夺性。这些年来，中國地方政府以经济建设为名，非法圈占违规批用土地，造成大量土地被少数企业垄断，大片耕地被乱占滥用，土地领域成为腐败重灾区。在这三波“圈地运动”过程中，一些地方采取“要地不要人”，甚至欺骗式、掠夺式的办法“毁农民的庄稼，扯农民的房子，挖农民的祖坟，占农民的耕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曾公开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最少使农民蒙受了2万亿元的损失。”据国土资源部的统计显示，2007年9月15日至2008年1月15日，全国土地执法百日行动共清查三类土地违法案件3.17万件，涉及土地336.4万亩。其中，“以租代征”1.87万件，圈占土地0.15万件，“未批先用”1.15万件。据中國建设银行发布的数据，2001年初至2007年5月，开发商累计购置土地22亿平方米，但实际上仅开发了其中的12.96亿平方米，有近10亿平方米的土地仍囤积在开发商的手中，足够供应全国市场5年的开发量。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间建设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每征用一亩耕地，就要伴随着1.5个农民失业，这就意味着中國“失田农民群体”，将从前些年4000万人剧增至2030年的1.1亿人。此据《中國农业统计资料》平均测算，近三年来，每天平均大约有57个村落从中國大地上结束了它的历史生命。大陆颇具影响的报纸《南方周末》，曾经发表了题为《“新圈地运动”后遗症──四川自贡高新区征地调查》一文，追述了自贡失地农民抗争事件的来龙去脉。8年前，自贡市大安区红旗乡等地近8千村民被政府集体征地。这8千失地农民中，大多生活面临困境，很多人捡破烂度日。失地农民一直在上访抗争，但屡次遭遇当地公安部门的鎮壓。这反映了当今中國失地农民的普遍现实。

　　（四）贫富悬殊、两极分化

　　这 30年来，民生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特别是中國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两极分化。对此国际有一个通用的衡量指标，即基尼系数，最小是 0，表示所有人的收入都一样；最大是1，表示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中國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贫富差距加大，已经达到0．50以上，表明中國的贫富差距已超过国际公认的两极分化警戒线。2004年8月17日，《光明日报》载文指出：中國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53或0.54.此据中共中央黨校2006年春季学期进修一班学员的一项课题研究成果指出，目前中國收入分配相当不均，更为严重的是起点不公平。中國目前低收入及中低收入者占总人口的 80％，中等收入者仅占15％。中國经济景气监测中心透露，中國已有百万富翁500万人，千万富翁14万人，亿万富翁数千人。50名富豪的财产，竟等于 5000万农民的年收入总量。中國富人拥有的总资产已超过8万亿元。按照前几年劳动人事部统计局和工商管理局联合调查150万人得出的结论，占人口 8.6%最富有的家庭占有全部金融资产的60.47%，而另外43.73%最贫困家庭只占有2.9%，这两组人群的平均相差是103倍。可见，如果我们把资产这部分考虑进去，贫富差距就更明显了。以上数据无可置疑地充分说明：中國30年来，正在发生着“两极分化的两极分化”，在富裕阶层一方，超级富裕者和普通富裕者之间的财富鸿沟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之间的传统距离。眼下中國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增长的利益，更多地倾斜于少数富人与权贵的腰包，广大工农弱势群体的收入，被以市场化过剩的名义大规模地压低，出现了官商勾结的极度暴富和工农弱势群体过渡贫穷和被剥削状态。在社会广大劳工群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他们甚至连最低的生活水平都不能维持。这其中有两种情况：一是只有最低工资收入，家庭生活难以为继；二是虽然收入超过最低工资线，但家人患病或遇灾害。这种绝对贫困家庭究竟有多少，政府从不公布数据，但我们可以从全国并不全面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2053万人分析估算，数据应是远远大于此的。这些家庭维持一日三餐都很困难，更难以承受“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新三座大山的压迫。眼下，中國正处在一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实中：一面是弱势群体深受住房、看病、上学新三座大山压迫，生活窘迫，无能为计；一面是中國高档购物中心过剩，被海外舆论称之为中國奢侈品市场在“爆炸”。据国际知名的投资银行高盛公司统计，中國已成为全球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占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12%----比5年前增加了12倍；高盛预测，到2015年，中國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奢侈品消费国。而在今年3月底举行的“中國发展高层论坛”上，商务部副部长于广洲也做出类似的预测：到 2014年中國将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有学者曾撰文称：“号称社會主義的中國在两极分化方面超过了资本主义的美国。”这就是说，当下中國的社会不公，连维护中共体制的学者都看不下眼了。

　　（五）官民对立、警民冲突

　　中國30年“辉煌”造成两极分化事实正在割据中國，导致国民整体情感焦灼与不安，社会贫富对立，官民对抗，警民冲突不断。眼下，伴随胡錦濤“和諧社会理论” 的提出，“无直接利益冲突”新语话正在横扫中國大陆的大街小巷，标示着一种新崛起的社会现象，正在冲击中共的执政基础。此据公安部统计显示，劳资关系、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等问题，是酿成“无直接利益冲突”类的“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2005年中國发表的《社会蓝皮书》表明，从1993年到2003年间，“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最近两年，群体性维权事件的复杂程度和政府处理难度都不断加大，已经被中共高层视为来自民间影响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此据公安部发布的数据，中國前年发生群体事件7万多起。而去年仅1到9月，就发生群体事件17900起，可见其激增的势态。最近，仅举办北京奥运前后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就有：贵州省瓮安县上万人与警方激烈冲突事件、上海公安遭冤民杨佳袭击造成六死五伤事件、广东惠州群体骚乱事件、云南孟连“7？19”官方开枪打死两人事件以及昆明连环爆炸多起恶性事件等。中國 30年拒绝政治民主的跌足改革“辉煌”，已经导致了社会的严重不公，贪污腐败，两极分化，官民对抗，警民冲突，加之现存社会整合机制已无法对社会结构的失衡、各种诉求变化做出及时反应，所以社会各群体、个人只能以非常规方式主张权利，表达诉求。

　　以上事实充分印证，中國30年拒绝政治民主之改革“辉煌”的沉重代价，就是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国资流失、工人失业，疯狂圈地、农民失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官民对立、警民冲突；就是以牺牲环境、能源与盘剥社会弱势群体利益为前提，来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鄧小平路线做背书。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这 30年来，中國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追求GDP，为谋“发展”，从“消灭资本家”的一个极端，滑向媚资傍大款的另一个极端，以牺牲社会公平与正义为代价。政府的“政策屁股”，片面地坐在资方的立场上，因而拒绝工农成立自发组织，打压社会群体维权，使广大劳工群体失去了与资方平等谈判的资格，沦为资本市场上被任意宰割的羔羊，导致社会缺乏对资方贪婪发展的制衡力量。中國30年拒绝政治民主的市场化改革的根本问题在于：社会没有建立起公平的竞争机制，社会腐败、权力不公导致资源非市场化垄断分配；加之官商勾结，利用改革名义，大发国有资产不义之财。不民主、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体系和政策，是中國当代社会走向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

美国最近有不少与房地产有关的大公司相继破产，股市也动荡不安，不少人的“财产”都在缩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它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不少经济学家已经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我不想“班门弄斧”，这篇小文，只是试图从一个经济学“门外汉”的角度，用类似“科普”的白话，谈谈我对此事的理解。


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始于房地产经济的泡沫发展。在以电脑为代表的高科技对美国经济的强劲推动作用减弱以后，美国将什么作为它的经济继续前进的火车头呢？当时的美国联邦储备局局长格林斯潘先生，将目光瞄向了房地产。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以房地产为龙头，美国经济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奇迹”。现在，用“马后炮”的眼光去回顾这个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这个“奇迹”根本就是不健康的、是含有大量泡沫的。但在当时，格林斯潘却被许多人看成是“神仙”，甚至有不少美国人说：我不在乎谁当总统，我只在乎格林斯潘是否还当局长。那么，这个巨大的泡沫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破灭的呢？


我们知道，美国人的消费理念与中国人是不同的。他们不注重储蓄，而是喜欢先花钱、后挣钱。表现在住房上，他们不是先攒钱再买房，而是先借钱买房，住进去以后再慢慢还钱。用国内前些年的流行术语，就是“超前消费”。但是，美国人的超前消费一直是有条件的。以住房为例，一个人要申请贷款买房，他（她）首先要有足够好的个人金融信用，同时还要有首付房价20%的能力。这样，一旦出现断付的现象，银行就可以以当时房价80%的价格，较容易地将房屋拍卖，收回贷款。应该说，在这样的贷款条件下，银行是不大容易出现呆帐和亏损的，人们买房只能量力而行，房价的增长也不会明显地高过一般物价的增长而使其脱离本来的居住功能，成为“投资”的对象。这样的房地产，一般只能做到财产的保值，而很难做到财产的增值。很显然，这样的房地产业也就不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格林斯潘的政策改变了这个局面。这些政策，就是贷款条件的大幅度放宽和一系列所谓“金融衍生物”的产生。


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左右，在美国买房子突然变得很容易了。过去个人信用不合格的人现在可以很容易地拿到贷款，过去普遍要求的20%首付，也可以因人而异地减免。我当时有一个作一年级住院医生（Resident）的美国朋友，就很高兴地告诉我他已经买房了。我很清楚此兄不仅有一大笔上学的贷款未还，而且日常生活一贯大手大脚。其经济窘迫地不时常做点moonlight（业余时间到其它医院作临时医生），连水电费有时都付不上。我很惊讶他居然能拿到贷款，他得意地说：“When your name is followed by those two letters, a mortgage becomes very easy（如果你的名字后面有MD（医学博士）这两个字母，按揭就易如反掌）。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市场上，当求大于供，商品的价格就会上涨。就是这位朋友，五年后作完住院医生离开时，卖了房子后一算帐：扣去利息、房地产税和买卖房子的手续费，他等于白住了五年房子还有剩余。这样的高额“利润”，显然比租房子住要划算得多。就这样，房子在突然之间成了“投资”热门。这时，一种带有投机性质的金融衍生物----次级贷款应运而生了。所谓“次级贷款”，就是某人或某公司先从银行贷一笔款，然后再以比银行利息高的利息，将钱贷给银行不愿意贷的人，赚取差价。这些次贷公司的一部分确实有比较厚实的资金保障，而另一部分则基本上是“空手套白狼”。可以想象，在房价普遍看涨的时候，这样的公司可以一夜暴富，而一旦房价大跌，他们也很容易一夜破产。为了帮助银行和次贷公司招徕更多的顾客，又一种金融衍生物----Credit Default Swap (CDS, 国内有人将此翻译成“信用掉期违约”)产生了。它闹澳苁鞘裁茨兀渴俏切┙刹黄鹗赘兜娜颂峁氨Ｏ铡薄＞咛宓厮担绻憧诖锏南挚畈还唤?0%的首付，为了让银行或次贷公司能放心地将钱借给你，你可以向CDS买保险。CDS并不贵，一年只要能缴得起一千美元左右这样的保险，你就可以拿到二、三十万美元的房贷。当你的财政出了问题，不能及时地缴纳本息时，如果你的房子拍卖得到的钱不够还贷款，CDS就可以替你补上不足的部分。当然了，如果你没有出问题，这笔钱也就成了CDS的利润。于是，买房子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包括许多纯粹为了投机而买房子的人），房价也越炒越高。飞涨的房价又进一步刺激了开发商的欲望，向银行贷来更多的钱开发新的住宅区。


就这样，在这些政策和金融衍生物的推动下，美国的房地产业犹如奔腾的快马，将美国的经济以令人眩目的速度拉向前进。许多处于“中产阶层”的美国人，突然发现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了百万富翁。这样说，有人会不理解：除了有两套以上房子的人，房价的升降怎么会改变居住者的财产多寡呢？换句话说，即使你的房价在五年之内从二十万猛增到一百万，只要你继续住在里面，它就仍然还是那个房子，“赚来”的八十万不过是笔虚钱，不卖房子是拿不到的。即使高价卖了房子，接下来买新的房子同样也要付高价，这等于是不赔不赚。如果你这样想，那么你的思维就还是中国人的思维，美国人不是这样想、也不是这样做的。他们可以在继续住在房子里的同时，提前使用房子替他们“赚来”的利润，这个利润，就是住房抵押贷款。具体地说，当你的房子从二十万“升值”到一百万时，你可以将房子抵押给银行或贷款公司，拿来一百万的现金。除去缴还第一次的贷款，你至少还剩八十万。这八十万，你愿意花在什么地方，就可以花在什么地方。有人用它为子女缴学费，有人买名贵的跑车和首饰，也有人用它周游世界。对于想炒房子的人，他们就可以不断地抵押已有的房产，买进新的房子，形成“雪球效应”。如果你关心北京奥运会的话，你大概会记得美国体操队的那个可爱的小姑娘肖恩。肖恩的父母不是富人，他们用来为她请教练的钱，就是来自他们不断地抵押自己的住房。我很为她感到幸运，因为她赶上了美国房地产经济飞速发展的好时候，放在今天，她大概很难有钱实现她的奥运金牌梦。


如此高的房地产利润，无疑将藐视其它所有行业的微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愿意投资其它行业呢？可是，美国人也是要吃穿的，这种虚拟的经济膨胀背后的实物是从哪里来的？说来令人感叹，这些年来，美国的两亿多人，基本上是靠别的国家的人养活的，其中主要是靠中国人养活的。美国现在已经基本没有制造业了，即使那些老牌的关乎民生的产品，也大多是在外国的土地上、由外国工人生产的。也就是说，当许许多多美国人在房价的飞涨中兴高采烈地计算着自己财富的增量时，中国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们正在日夜加班为他们制造生活必需品。他们用那些绿色的纸，换来中国工人的血汗；而中国政府又将这些换来的绿纸以美国国债或美国公司股票的形式，还给美国去支持他们的房地产经济。当中国手里的绿纸多到美国感到不舒服的时候，他们就会通过美元贬值来赖掉它们。这就是在《“新三座大山”的后面，是旧的三座大山》里，我为什么说，中国不存在一条资本主义的道路；为什么说，当改革走向私有化的那一刻，中国就注定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方向走去。


泡沫不会无限大，它总有一天要破灭。当许多美国人为自己的发财而高兴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感到，自己支付房贷本息越来越吃力了。人人都知道，一百万和二十万房贷的月息是不一样的。于是，在疯狂地膨胀了十多年后，美国房地产这个大泡沫开始破裂。先是少部分人还不起贷款，他们将房子扔给贷款公司，一走了之。当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的时候，卖房的人开始超过了买房的人，于是房价开始下跌。这种跌价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以投机为目的购房人开始迅速出售手里的存货，这就使已经变冷的房地产业进一步地雪上加霜。许多次贷公司发现，他们收回来的房子已经大大贬值，已经资不抵债，于是，破产就成了必然。跟着，CDS破产，住房抵押公司也面临破产。这有点象生物体内神经递质的级联放大效应，昨天看起来还好好的大公司，一夜之间纷纷告急。不仅如此，与房地产相关的股票也开始贬值，社会的大量“财富”，就象高温下的水，莫名其妙地就从人间“蒸发”了，一场被人形容为“海啸”的金融危机，就这样好象跟人开玩笑似地从天而降。


现在，美国政府已经开始了据说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救市”行动。有人嘲笑美国政府的做法是“社会主义”行为。其实，说这种话的人，如果不是在调侃，就是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政府介入经济吗？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谁说资本主义政府不介入经济？在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国家其实就是大资本的代理，他们根本就是合二而一的。政府不仅在必要时会以经济手段来维护大资本的利益，而且在有必要时会毫不犹豫地以战争手段来达到同样目的。那些用美国政府的行为，来嘲笑中国“精英”的自由主义经济论调的人，实在是太天真了。


现在，美国政府的救市行动究竟会有多大效果还很难下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至少在目前，这场金融危机，还不是经济危机。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经济危机所具有的社会产品大量过剩、企业大量倒闭和工人大量失业的现象，在现在的美国并不存在。是的，一些大的金融公司是倒闭了，但是，人们也许不知道，这些公司“倒闭”时发给员工、特别是高层员工的“红利”，大概是一个普通中产阶层的人一生都不一定能挣到的。那么，金融危机会不会进一步引发经济危机呢？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好象并不大。原因不难理解，那就是美国今天已经没有多少制造业了，因此也就不存在产品过剩的问题；美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就业在第三产业，因产品过剩而导致的劳动力过剩也不太可能。房价贬值自然使美国人的财富减少，但只要房子还在，它的居住功能就没有消失。房子被银行收回，肯定会使房主破产，但也许房子本身的价值早已被房主消费了，他们可能并没有失去什么，只要还有工作，他们在公寓里也可以过得不错。股市的缩水当然会造成损失，但是，美国的股市不同于中国。中国的股市散户是拿了生活节省下来的钱去“钱生钱”的，股市的瞬息变化都关系到许多股民的生家性命。而美国的股市却是大量地由退休金和保险金支撑的，绝大多数股市里的钱不是用来投机，而是用来投资的。对于还没有到退休年龄的人来说，股值减少仅仅只有帐面意义，而没有实际意义，因为即使现在股市好到天上，这些退休金也拿不出来。如前所说，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并没有多少“余钱”炒股，他们根本就是子用卯粮、超前消费的。因此，虽然现在美国的股市很糟，许多人也在议论，但普通美国人却很少因此恐慌。


不管美国政府此番救市成功与否，谈论美国经济的崩溃都为时过早。世界历史上，老牌的帝国主义衰退，新兴的帝国主义称霸，可谓“你登场罢我登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帝国主义终究是要灭亡的，但是，只要我们客观地回顾历史，就不难发现：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是不经过战争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指望一场金融危机就让美国垮台和中国“崛起”的想法，虽然令人感到鼓舞，却很难令人信服。美国的金融霸权和美元强势，是它盘剥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在手段而不是它的内在实力。美国的真正实力是它的军事、粮食武器和它对世界能源的控制。一场金融危机不管对美国的打击多大，都不会使它伤筋动骨，况且在今天的世界上，还有那么一批高度依赖美国的殖民地经济的国家。它们也许会比美国政府还积极地去救美国的金融。我说过，帝国主义一定会灭亡的，但一定不会在殖民地消失之前灭亡。


虽然引发美国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不大，美国的这次金融危机引发中国的经济危机的可能却令人忧心忡忡。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谈论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但他们注意的似乎更多的是对中国金融的影响。我个人认为，中国的金融虽然或多或少地会受到这次危机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可能并不严重，因为中国的金融大体上还是相对独立的，还没有完全“与世界接轨”。这还要感谢改革开放的不彻底、感谢计划经济的“弊病”、感谢前些年“解放思想”的不完全。但是，金融的相对安全并不等于经济的安全。郎咸平经过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得出了中国经济“二元化”的结论，对这个结论，我是认同的。这个“二元经济”具体表现在制造业过冷和基本建设及房地产过热，尤其是房地产业，大有步美国后尘泡沫化的趋势。与此同时，制造业由于过分依赖国外市场，在今天美国人收紧消费和美元贬值的情况下，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的倒闭潮。一方面就业率很低的房地产大量的吸纳流动资金，并因为地产商为抬高房价人为空置而捆绑的银行贷款，一方面能够容纳就业的制造业出现萧条，大量解雇工人，中国经济出现了高GDP、低就业的分裂现象。目前，中国政府试图通过适当放松银根的办法刺激经济的发展，但在我看来，这是治标不治本。制造业缺乏活力，并不主要是因为缺乏资金，而是因为定货减少、市场疲乏。这就有可能使拿到贷款的制造商不是将钱投入到制造业，而是投入到他们认为能保值增值的房地产业，进一步加剧经济“二元化”。许多人，包括我这个经济门外汉都十分清楚，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启动内需。


在今天的中国，启动内需这个人人都清楚的办法大概没有任何人能办到。三十年的改革分裂了中国社会。在造就了“改革家”引以自豪的一小批富可敌国的“先进生产力”的同时，亿万工农大众被彻底沦为“弱势群体”。富人们除了声色犬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消费的了，而穷人们则什么都需要，却没有多少能力去消费。还有一批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人，他们是政府普通工作人员、公司“白领”、教育科研人员、小的私人业主和计划经济体系的离退休人员等。他们好象类似西方社会的“中产阶层”，本来应该是内需的主力军，但是很遗憾，他们实质上和中产阶层并无共同之处。因为中国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系统的大规模破坏，这批人丝毫没有西方“中产阶层”的消费热情，他们有的只有对子女教育的焦虑、对父母健康的担忧和对自身未来的恐惧。因此，不管你将消费的理由说得怎样天花乱坠，他们中的多数也会紧紧捂住自己的钱袋子。我在以前的文章里说，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其原因就在这里。


内需的疲软又碰上了信任危机。如果说，婴儿奶粉是无论如何都要消费的“铁杆”内需的话，一场“三鹿奶粉事件”将这根“铁杆”也拦腰折断了。现在那些亿万享受不到“特供”的普通百姓，还敢消费什么呢？对社会商品的信任危机，还不是最大的信任危机，最大的危机是对政府的信任危机。不久前，在一次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老百姓听说他们就要有“财产性收入”了，于是就将节衣缩食省下的一点钱投入到了股市，结果呢？只能用欲哭无泪来形容了。一个对自身腐败束手无策的政府，一个对群众言而无信的政府能“启动”什么呢？


中国老百姓这头“骆驼”就差一根稻草了。今天美国的金融危机，虽然不至于摧毁中国政府的金融系统，但会不会因为对中国股市的冲击，变成压垮老百姓最后承受力的稻草呢？一场产品过剩、社会人口大量失业、进而物价飞涨、社会动荡的经济危机，会不会从过去描述资本主义的课本里走进今天中国社会的现实呢？我没有答案，但我企盼历史对我的同胞不要太残忍。 ...